西方古代的客体论美学

——审美本体论研究系列论文之一[1]

一

    西方美学是在长期发展中走向其学科定位的。德国古典美学是迄今为止西方美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此之前，美学的确在很长一个时期以美（beauty）为研究对象，在本体论意义上研究美的事物、美的形式、美的比例以及由这些客观属性所引起的快感，或者努力在审美现象的背后设定一个客观、先验的理性精神实体。在这以后，美学又转向心理学本体论，着重研究审美意识、审美经验，作为审美意识组成部分的审丑意识受到美学家的关注。两种倾向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审美关系这一轴心，却为我们提供了辩证思考的依据。美学不仅仅是研究客观对象或主体心理的科学，而应该是研究主客体之间的特定对象性关系的科学，是以和谐的追求为目际，研究客体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关系和主体感性与理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最终以主客体的和谐与不和谐来判定美和丑，分析美丑产生、发展、冲突、转化的机制，寻求和谐的审美关系得以实现的理论道路。审美本体的关系属性，使它一方面联结着客体，另一方面联结着主体，并在主客体统一的关系基础上，集中表现和物化为艺术。因此，主客体关系才是审美本体之所在。这是我们对漫长的美学发展史考察沉思必然得出的结论。

   粗线条的辨析和比较告诉我们，西方美学史上审美本体由客体论而走向主体论，其各自的片面性、对立发展和相互渗透，为审美本体关系论的呈现奠定了基础。而中国当代理论美学诸流派、实际上逻辑地重演了西方审美本体论的历史，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基础上不断走向科学化。历史本身是合乎逻辑的，美学理论的历史揭示了审美关系呈现和发展的逻辑。只有通过追踪和回溯审美本体理论的嬗变轨迹和更替线索，才能得出合乎审美实际的逻辑结论。本文的探讨，便从“历史过程”的起点入手，具体剖析西方古代美学的客体论和客观化倾向，以及这一倾向的演变和发展。

   所谓客体论美学并不等于美学中的唯物主义，而是指把美丑本体存在的方式建立于客体感性或客体理性基础之上的审美理论倾向。美学中的客体论并不都把美丑看作客观事物的属性、而是把一切审美经验的根源归结于物质或精神的实体。西方古代美学有以下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探讨美为中心，丑在这一时期尚未以独立的审美范畴的形式出现。二是基本上都认为美的本源在客体，在于客观对象的感性物质属性或者在于凌驾于事物之上的理性精神实体。第三，西方古代美学理论以思辨体系为主．既使探讨艺术问题，也多为关于艺术的哲学思辨，目的在于通过艺术验证审美。总之古代美学认为审美的本体是具有外在性、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的客体，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和先于人的主观经验的。客体论作为传统的美学理论倾向，在近代乃至当代美学家中仍可找到延续和回潮的痕迹。

在古希腊，最早从哲学上回答“美从何来、美在那里、美是什么”诸审美本体论问题的首推毕达哥拉斯学派。该学派哲学家在宇宙起源论上是客观唯心本义者，他们认为世界起源于数（这里的数类似于中国古代“道生万物”的道，是哲学本体论中的元范畴。）数的和谐是世界产生的基础，而各种具体的事物，都体现了数的关系。这样关于审美本体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便有了两种界说，一方面他们轻视客体的感性特点而认为美在于数的和谐，在于事物的理性内容符合数的观念，把抽象的、先验的数看成审美之根本。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具体事物的美即体现数的和谐的事物的感性形式，美是形式的和谐。故“规则与比例都是美的和有用的，而不规则与无比例则是丑的和无用的”[2]。可以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既是“美在形式说”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的远祖．又开启了“理念论美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审美理论的源头。

二

   柏拉图的“美是理式说”承袭和改造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美本源于数的观念，开创了客体论美学唯心主义一脉的思想路线。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柏拉图就表现出力图寻找美的本体根源的努力，认为具体事物的美与不美只具有相对的性质，在各种审美的现象之上高悬着一个普遍的、绝对的、使万物成为美的“美本身”。在《会饮》篇里，柏拉图明确指出这个“美本身”就是理式。理式是永恒的美，是一切事物之所以为美的根本，万物由于分享了理式，才具有了美的性质。观照美即观照理式，也即从事物的感性形式中，体察到“理式”的理性光辉。此后，柏拉图的理式以各种变相的绝对精神实体形式出现，被奉为审美本体的栖身地和象征。

   作为新相拉图主义创始人的普洛丁，是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美学走向中世纪神学美学的桥梁。他继承并进一步发挥柏拉图的思想，认为美感来自事物的整一性，整一性作为美的事物的共性来自理念，最高的理念是“太一”，也就是神。“太一”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最高的美，它“流溢”出各种事物、各种具体的审美对象。“神才是美的来源，凡是和美同类的事物也都是从神那里来的”[3]。这样，普洛丁便开启了中世纪“美在上帝”说的源头。

   进入中世纪，皈依基督教后的圣·奥古斯丁否定物质本身有美丑之别、也认为只有上帝才是美的根源，才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无限的美，是真善美的创造者。他虔诚地赞叹道：“是你，主，创造了天地；你是美，因为它们是美丽的；你善，因为它们是好的；你实在，因为它们存在，但它们的美、善、存在，并不和创造者一样；相形之下，它们并不美，并不善，并不存在。”[4]正因为上帝便是美本身，所以美感也只是上帝的自我观照，是上帝才赋于人感受美的能力：“谁能通过你的‘圣神’而观察这些事物，你便在他身上观看。因此，他看出万有的美好时，是由于你看见其美好。”[5]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末期最大的神学美学家，也是神学美学的完成者，他同样把美学作为其神学的婢女，从神学出发论证美的本源、认为一切感性事物的美都根源于上帝，上帝是最高的美。强调“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神住在它们里面。”[6]

     17、18世纪的大陆理性派美学是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性派美学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美在上帝说”，同时也否认事物的感性性质决定其美丑。他们倡导理性，认为理性是真善美的本源。不过该派所说的理性是先验的、预设的，仍然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精神实体而缺乏主体性。莱布尼兹首先提出了美是“预定的和谐”的思想，认为先验理性决定了世界万物的形式和关系，和谐的形式和关系才是美的。他的学生沃尔夫则认为美在完善，而完善也来自先验理性。沃尔夫的学生鲍姆嘉通进一步对其老师的完善说加以改造，提出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丑则是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并以感性认识为研究对象创立了美学。

   从鲍姆嘉通开始，注重客体理性的客观唯心主义美学有了一种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动向，即对感性和主体认识能力在审美中的地位的关注和重视。但总起来看，理性派美学所强调的仍是先验理性决定形式的和谐，和谐即美，美的本原来自理性形式，是理性形式创造了美的感性世界。在先验的意义上，绝对理性形式的完善说又走入了神学美学的老路。

   德国古典美学力图调和理性派美学强调客体理性和经验派美学注重客体感性之间的分歧，走向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论，显示出近代美学向主体感性经验的转移。但建基于客体理性基础上的古希腊美学理想，也明显地留下了其延展的痕迹。康德在强调美是主观的合目的性从而把美学研究转向主体的同时，仍然假定地提出一个“先验的共通感”以保证审美的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席勒进一步提出“美是活的形象”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强调理性精神在客观现实中的实现，把感性内容笼罩在先验的理性形式中。到黑格尔，更直接与柏拉图相呼应，把美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发展到极致，明确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理念是美的本源和根本性质。“美就是理念，……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7]所不同的只是，美是真的一部分,是理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感性显现”的理念。所以黑格尔把美和艺术视为绝对精神认识自身的一个阶段，并且是初级阶段。

从毕达哥拉斯先验的数的观念开始，经柏拉图的理式说、中世纪神学美学、理性派哲学美学、直到黑格尔的“理念”论，强调客体理性精神的唯心主义客观论美学，终于发展至它的巅峰状态。此后，西方美学中蛰伏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感性倾向，在转向主体性的近代美学的汹涌浪潮中，终于成为否定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动力。

三

   如果说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是沿着毕达哥拉斯先验的数的观念所提出的路向来探索审美本体的存在状态和性质的话，那么从亚里斯多德到启蒙主义者狄德罗，则接过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在形式的比例、对称、和谐的理论传统，发展了在客体感性上寻找美丑本源的唯物主义的客体论美学。

   亚里斯多德在吸收借鉴毕达哥拉斯形式理论的基础上否定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理式说，成为欧洲唯物论形式派美学的鼻祖和奠基人。他认为美与艺术的本源不在于超感性的理式世界，而在于客观的现实的感性世界本身。美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美通常体现在量和空间里”[8]。事物的美丑通常取决于其客观属性，即决定于物的体积大小是否适中，各部分的组合是否符合比例以及能否给人带来“整一性”的感受。《诗学》里有一段著名的话说：“一个美的事物，……不但它的各部分应有一定的安排，而且它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要依靠体积与安排”[9]。《形而上学》又说：“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和明确。”[10]形式的和谐、秩序和完整，既是亚里斯多德对自然事物的美的要求，也是他对艺术的要求，在他看来，在审美性质上自然事物的美与艺术是一回事儿：“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整体。”[11]“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2]亚里斯多德的客体论观念在西方美学中“竟雄霸了两千余年。”[13]在审美本体问题上他强调美丑的根本在于客体的感性形式，这与从主体方面寻找美的理论大相径庭。

   亚里斯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14]但他的唯物主义的形式论美学思想除了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西赛罗提出的美是“各部分的适当比例，再加上一种悦目的颜色”[15]，和凯撒时代建筑学家维特卢威强调艺术作品“各构成部分被正确的计算而达到对称时，我们就获得了美”[16]的观点中得以回响外、在漫长的中世纪则久久被埋没。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作为中世纪神学唯心主义美学的反叛，既是向近代主体论美学的过渡，又是对古代唯物主义审美理想的复兴。亚里斯多德主义直到这时才受到美学和艺术家们的充分重视。例如阿尔倍蒂认为美是客观的，美的根源在于自然事物的感性性质，“是物体本身固有的和天生的东西，是使整个物体变成美的东西。”[17]他发挥形式和谐说，提出“美是各个组成部分各在其位的一种和谐与协调，它们要符合和谐”，要有“严格的数量、规定和布局。”[18]著名画家达·芬奇也反复强调美来源于客观事物，来源于比例与和谐。他因此在艺术创作上主张师法自然，认为画家“如果努力从自然事物学习，他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19]一个好的画家必须“细致入微地审度……一切形式的本质，即审度被阴影和光明所笼罩的一切。”[20]此外，卡斯特尔维屈罗对悲剧和史诗形式规律的研究，被视为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始作俑者。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艺术家都研究过人体比例，也同样是着眼于感性形式的。

   英国经验派美学是古代客体论美学向近代主体论美学转折的一个征兆。经验派美学家既否定柏拉图到大陆理性派强调客体理性的美学，也不赞成亚里斯多德一派注重客体感性形式的美学，而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主体经验，认为只有感性经验才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但同样是到感性经验那里去寻找解开审美奥秘的钥匙，柏克和休谟所得出的结论又有所不同。休谟认为美感即快感，否定审美具有客观性，走向唯心主义。柏克也认为快感与美对应，又进而探究得出快感产生的根源在于客体事物感性特征的结论。他说：“我们所谓美，是指物体中能引起爱或类似情感的某一性质或某些性质。”[21]柏克列举了体现“美的性质”的客体感性特征：“第一，比较小；其次，光滑；第三，各部分见出变化；但是第四，这些部分不露棱角，彼此像熔成一片；第五，身材娇弱，不突出地现出孔武有力的样子；第六，颜色鲜明，但不强烈刺眼”等等，并强调“这些就是美所依存的特质，这些特质起作用是自然而然的，……不易由主观任性而改变，也不易由趣味分歧而混乱。”[22]从肯定客体感性是美的最终根源这方面看，柏克与亚里斯多德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经验派画家和艺术理论家霍迦兹从注重艺术经验到注重形式美，在其所著的《美的分析》中着重研究线条的形式规律，认为“某些东西的形式是美的，另一些东西的形式是丑的，某些东西的形式是有吸引力的，另一些东西的形式是没有吸引力的。”[23]他提出了著名的蛇形线、波浪线最美之说，与毕达哥拉斯和亚巴斯多德一脉相承。不过柏克等唯物论的经验主义者讲美的客观性“只限于事物的单凭感官去接受的一些性质”[24]。实际上这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由客体感性向主体性的转移。这一趋势受到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视，最终导致了近代主体论美学的诞生。

到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注重客体性质的唯物主义美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论美》即《关于美的根源及其性质的哲学探讨》一文中，他回顾和批判了柏拉图以来的客观唯心主义美学观，力图用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美的根源和性质，认为美不是主观的判断，而是客观事物所共有的一种性质。狄德罗提出了“美在关系”的著名命题，强调“唯一能适用这一切美的物体的共同品质，只有关系这个概念”。[25]这里所说的关系主要指的是客观事物自身各部分的关系和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艺术作品的组合关系和人物关系。狄德罗重申美在客观事物本身、美的概念就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在人的知性中的反映和抽象，并深入到物与人、物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上探讨美的本源，表现出唯物主义美学由重视物的感性特质向关注其理性社会内容、关注主体的新变化。到俄国民主主义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的论断，这种变化进一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四

   西方古代的审美本体理论沿着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开创的两条道路发展，一条路线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观念论，另一条路线从亚里斯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论，分别经过一系列中介和过渡，走向对自身的否定，走向审美本体理论上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无论两种审美本体观如何分歧，二者都基本上共同反映了古代审美本体论的一般特点。即第一，都把美丑的本原归结到客体基础上，强调美的非主体性和外在性。认为审美主体的主观因素对美与丑不具有决定意义。所不同的是一派以客体的理性内容为基础，一派以客体的感性形式为前提。第二，都强调美的客观实体性，或认为美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实体（理式、理念、先验理性），或认为美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属性（比例、均衡、对称、整一、娇小、和谐）。具体事物的美皆因为“分享”，或因为分享了理念（或种）的光辉，或因为分享了抽象的形式规律。因此第三，两种倾向都强调审美本体的绝对性，认为美与丑具有严格的分野和绝对的理性标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注重客体理性的先验观念论美学到鲍姆嘉通时期出现转折，开始关注和研究感性的时候，注重客体感性的形式论唯物主义美学到狄德罗也出现了向理性内容方面的逆转。两种倾向经过德国古典美学的长期努力，走向综合。从康德到黑格尔美学，终于使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在庞大的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体系下得以统一起来。

然而近代以来的审美本体理论并没有把黑格尔式的主客体统一作为基础，而是在反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旗帜下逐渐走向了主体论美学。不过，这已属另文探讨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