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是《诗经》三百篇的序文，是探讨诗义、阐释诗旨的资料汇编。在《诗经》学史上，汉代四家诗中的齐、鲁、韩三家诗《序》相继亡佚[①]，唯有毛诗《序》盛行于世。因此，后世所称《诗序》者，大多皆指毛诗《序》而言。

作为儒家文艺思想的奠基性作品和纲领性文件，《诗序》所遵循的超文本的阐释原则及其所具有的超文学的学科属性造成其解《诗》的开放性乃至争议性，使《诗序》本身成为一个极具讨论与研究价值的对象；同时，由于儒家思想与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连续性存在及其内部的调整变迁，又使得历史上对《诗序》的讨论与研究亦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的文化现象。清代的《诗序》研究上承宋、明《诗序》研究传统，下启民国《诗序》研究新风，成为《诗序》研究史上的重要一环。近来学者已经注意到清代《诗序》研究在《诗序》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并出现了一些相应的研究成果。[②]但是这些成果往往是通论性质的，多在对整个《诗序》研究史的宏观叙述中体现出来，其专门研究的程度还略显不足。众所周知，《诗序》解诗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以《三百篇》为“诗”，而是以《三百篇》为“经”，这就使《诗序》研究史与经学史、学术思想史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特别是儒家学术和思想在清代经历了不同学术研究范式——从宋学范式到汉学范式——的嬗变与转换，使得置身并参与其中的《诗序》研究变得益加深广复杂。结合学术史或经学史对清代《诗序》研究的历史进行考察，对于从宏观上把握儒家文艺思想在这一历史时期相应的变化与调整，从微观上考察这一时期不同学者对儒家诗教思想的具体理解、阐释及其相互之间的讨论辨争，是极有价值的，也是极为必要的。

一、《诗序》之争

《诗序》的研究史，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争议与论辩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则是一部尊《序》与废《序》之争的历史。《四库全书总目》云：

《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以为子夏不序《诗》者，韩愈也；以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玙也；以为诗人所自制者，王安石也；以《小序》为国史之旧文，以《大序》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为孔子所题者，王得臣也；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者，曹粹中也；以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击而不顾者，则倡之者郑樵、王质，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诗辨妄》一出，周孚即作《非郑樵诗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质所作《诗总闻》，亦不甚行于世。朱子同时，如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皆以同志之交，各持异议。黄震笃信朱学，而所作《日钞》，亦申《序》说。马端临作《经籍考》，于他书无所考辨，惟《诗序》一事，反覆攻诘至数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数百年，儒者尚分左右袒也。[1]¹¹⁹

以上这一段话，可谓是一部浓缩了的《诗序》研究史。它围绕《诗序》的作者这一焦点问题，对汉唐、两宋、元明以来《诗序》研究的历史行程作了极为简短、又极为精炼的概括与说明。《诗序》研究中有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大小序之名称、大小序之起讫、序的作者、序的谬妄与否等[2]^117-140，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处理方式中，可以确定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与倾向，即引文中所说的“左袒”与“右袒”（也就是尊《序》与废《序》）。《诗序》研究中的“左袒”与“右袒”（尊《序》与废《序》）可以体现于通过历史文献的考察或自身的阅读体验而得出的客观结论中，但同样也可以体现在仅凭一己臆断的先入之见，或者为门户与宗派意识所挟持的意气之争上。这种“左袒”与“右袒”（尊《序》与废《序》）之间的争论一直延续到数百年后的“今日”——清代的《诗序》研究，就在这左右分袒、尊废互争的舞台上拉开帷幕。

《诗序》之说为何“纷如聚讼”，《诗序》研究史为何成为一部充满了争议与讼辩的历史，可以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来回答。

《诗序》论争的内因，在于《诗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作者不明。传世文献中关于《诗序》作者或来源的记载颇为混乱，甚至互相矛盾。如东汉郑玄认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3]⁵³；三国时魏人王肃认为子夏所序诗义就是《毛诗序》[4]⁸⁶。这两处最早的记载还都肯定子夏作《序》。而同为三国时的吴人陆玑作《毛诗草木虫鱼鸟兽疏》，则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5]²¹既说子夏作《序》，又说卫宏作《序》，已经出现歧议。到了南朝范晔作《后汉书·儒林传》，则仅取卫宏作《序》之说，认为其时所传于世者即卫宏作所作之《序》[6]²⁵⁷⁵。《诗序》作者到底是子夏还是卫宏，成为触发和牵动《诗序》尊废之争的关键性问题。（二）行文舛驳。《诗序》行文颇有混乱之处，有的上下重复，有的彼此矛盾。如《载驰》的《序》，既说是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所作，又说卫懿公为狄人所灭；《丝衣》的《序》，既说“绎宾尸也”，又引高子之言云“灵星之尸也”，故宋人叶梦得指其为“杂取诸说，重复互见” [7]⁶⁹⁹。《鱼丽》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而《常棣》篇次在《天保》以上，《序》却云：“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说的是成王时期的事，显然与“文武”以“治内”不符。《诗序》特别是首句以下所谓“续序”者，往往被攻《序》者讥为断错舛驳、杂沓支离。（三）内容或有失实。如《式微》序说：“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旄丘》序说：“责卫伯也。狄人逐迫黎侯，黎侯寓于卫。”根据清代学者崔适的考证，“黎之失国，在鲁文宣之世，丰舒为政之时，上距卫之渡河，已数十年，黎侯何由得寓于卫？卫亦安能复黎之国乎？其时不符，一也。黎在山西，卫在山东，而诗乃云‘狐裘蒙茸，匪车不东’。方欲西归，而反以不东为解，岂非所谓北辕将适楚乎？其地不合，二也。”[8]⁵⁴⁶《诗序》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③]，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诗序》的作者与时代问题，二是《诗序》的性质与内容问题。前者即《诗序》作者是谁、作于何时的问题，后者即《诗序》解经与否，以及它的内部构成、阐释原则及对三百篇的具体理解与阐释问题。《诗序》作者与时代方面的“文献不足征”、性质与内容方面可能存在的“谬妄”，在某一历史时期可能会为人所忽视，然而随着历史车轮的辗进和思想、学术的变迁，机缘于某些特定的因素和场合，这些问题就会逐渐显露出来，成为引发《诗序》论争的内在根源。

《诗序》论争的外因，则与经学研究中学术范式的转换，及其背后更为复杂深广的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的变化与调整有关。如前所述，《诗序》所体现的是建立于儒家文艺思想基础上的超文本的阐释原则和超文学的学科属性，它超出了单纯文学研究的视野与领域范围，在文教合一、道艺合一、知识与价值合一的整体性文化视域中，参与着古代士人或知识阶层对自身知识权、话语权和经典解释权的铸造和维护，以及关于某种整体性、统一性的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的建构。这一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态，因为它既要遵循自身内在的逻辑与理路而推进自身的发展，又要适应外部的社会、历史状况而调整自身的变动。特别是当某种强势的外部力量横加干涉，如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力通过颁布学官及科举考试的形式将这一系统制度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时，这一系统就会逐渐僵化、蜕变，丧失了原来所具有的内在活力与自由批判的功能，甚至成为束缚新知识、新思想产生与发展的文化牢笼，从而阻碍了这一系统的自由发展及自我更新与调整。要想恢复这一系统的自由发展，保持它的自我更新与调整机制的正常运行，就要摆脱官方的控制，祛除官方意识形态的幽灵，打破政治权力对知识话语与真理话语的垄断，由此必然就要引起思想与学术上的论争。这种论争是全方位进行的，涉及到这一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的方方面面，其集中的体现则在对儒家的核心典籍——《五经》的整理与重新阐释上。在《诗经》方面，则尤以对《诗序》采取宗信抑或反对态度的论争最为明显。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学者反对《诗序》的高昂呼声和废《序》运动，正如《总目》中所叙述的那样。这一反《序》和废《序》的运动，在朱熹那里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朱熹认为，《诗序》本自为一编，附于经后，“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而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 [9]³⁵³。朱熹综合了《后汉书·儒林传》以及郑玄的说法，认为《诗序》作于卫宏而传于毛公之前，不可尽信而犹有不可废者。他的这一观点尽管因后来受到郑樵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但他对《诗序》本身所持的辩证态度则没有改变，其批评的重点仍在于人们对《诗序》的过分尊信。汉代之时毛《序》初行，尚可与鲁、齐、韩三家诗相互参证比照；但自从三家诗绝、毛诗孤行之后，形成了《诗序》独占《诗经》解释权威地位的状况。特别是唐代以来颁立学官、行之科举的做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状况，甚至使序注的光芒过于闪耀而盖过了经书本身，造成对经书本身义蕴的遮蔽。这种对《诗序》的过分尊信和“委曲迁就”“穿凿附合”，不仅造成了经文本身的“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且可能导致依托于经书而建立起来的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走向异化。为了破除对《诗序》的过分尊信，朱熹接过了前代学者进攻的号角，给予《诗序》以沉重的一击，宣告了《诗序》独尊时代的结束。

虽然经过宋代学者的努力，最终推翻了以《诗序》为核心的、提倡“风教”的汉唐解《诗》系统，而建立起以《诗集传》（以下简称《集传》）为代表的、重视“性情”的宋学解《诗》系统，但是后者并未能摆脱与前者相似的命运，历史的不幸终于又要重演。当理学被政治权力所控制和利用，当《集传》凭借政治权力的强势力量作为新的解《诗》权威推行于朝野内外，它就如先前的《诗序》那般，再次扮演了垄断真理、禁锢思想的角色。《总目》说：“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数百年，儒者尚分左右袒也”，“今日”学者对《诗序》的左右分袒，与元明时期学者对《诗序》的左右分袒，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推进，官方意识形态化的理学话语，越来越严密地为统治阶层所控制，越来越严重地沦为政治权力垄断知识、真理与价值的工具，其对于学术和思想的消极影响与负面价值，已经大大超出了它所应具有的积极意义，并由此导致了《诗序》研究的学术平台——或者说从宋学范式到汉学范式——的转换。

二、汉宋之学

王国维在论及清代学术时曾指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清初学术之“大”，在于其为有体有用之经世实学：“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本，以经史为用。”[10]^卷二十三可以说，清初学术之“大”，不仅在于学术门类与研究领域的广博众多，而且在于学术精神和宗旨上的通经致用与学术风气上的客观朴实；不仅表现为研究方法上“求之经史，得其本原”的精细考证与深沉思辨，而且表现为学术范式转型期在视野与气魄上的汉宋兼采、不分门户。故皮锡瑞又说：“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11]³⁴¹清初学术相较于乾嘉和晚清学术的一个显要特点，就是汉学与宋学兼采。

清代学者所谓汉学与宋学，在不同的言说场合有不同的含义，其指向的对象也会随着具体语境的变化而改变。概括而言，清代学者所谓的汉学与宋学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含义。

一是从单纯的历史时间上来讲，汉学与宋学分别指历史上汉代的学术与宋代的学术。其中，汉代的学术大致以西汉、东汉为界，又可以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宋代的学术以强调理、心之别，又可以分为理学和心学两脉（严格地来讲，其实还应该包括叶适、陈亮所提倡的事功之学等）。皮锡瑞《经学历史》云：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

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宋儒学有根柢，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11]^{89-90,281-283}

这里的汉学与宋学，就是指历史上的汉学与宋学，是作为学术史或经学史的范畴而存在的。这是汉学与宋学的第一种含义。

二是从学术研究的特征上来讲，汉学和宋学分别代表由不同学术立场、原则与研究方法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式及其研究特色。如汉学可以代表一种强调通经致用、重视章句训诂的“外王”之学，而宋学可以代表一种穷究天理性命、主张涵泳体悟的“内圣”之学。汉学与宋学的这种含义，也是从他们的第一种含义引申而来。《四库全书总目》总论经学演变，其云：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1]1

用汉学与宋学概括两千余年的经学史，显然是将汉学与宋学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式，至于汉学的“具有根柢”与宋学的“具有精微”，则是就这两种范式的研究特色而言的。又如江藩《经解入门》讨论汉宋异同，谓：

何谓汉学？许、郑诸儒之学也。何谓宋学？程、朱诸儒之学也。二学何以异？汉儒释经，皆有师法。如郑之笺《诗》，则宗毛为主，许氏著《说文解字》，则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即其中今人所视为极迂且曲之义，亦必碻有所受，不同臆造。宋儒不然，凡事皆决于理，理有不合，即舍古训而妄出以己意。如《论语》“正名”注则易“名，字也”之训，而指卫父子之名，“子路问：闻斯行诸”则易包咸“振穷救乏”之说，而以言学问。其说礼制且有据后世之说释三代之书之弊。此汉、宋二家之所以异，而经家之所以不取宋儒也。[12]⁶⁵

江藩在这里所说的汉学与宋学，兼具第一和第二两种含义；但他所论述的重点，还是在汉学与宋学作为两种经学研究范式的不同治学特征上。汉学范式的治学特征在于“皆有师法”“碻有所受，不同臆造”；宋学范式的治学特征则表现为“决事于理”“舍古训”而“出以己意”。同时，这里对汉学与宋学治学特征的论述，显然分别是针对东汉经学（而不包括西汉经学）和程朱理学（而不包括陆王心学）概括而言的，体现了清代学者在治学中所持的一种特定立场。刘师培说：“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学即以汉学标名。”[13]¹⁵⁴¹这一说法，正指出了“汉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在治学上的主要特征，即用汉儒的训故方式来说经，用汉儒的注书条例来治经。这是汉学与宋学的第二种含义。

三是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来讲，汉学与宋学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非官学与官学的意味，其中宋学指向被官方控制的、意识形态化了的理学，而汉学则指向为士人或知识阶层所提倡的重视文献考据和历史研究的“古学”。当然，这种意义上的汉学与宋学，与它们的第一种含义已经完全脱离，是它们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在历史上的延续性存在，也就是存在于元明清历史上的汉学与宋学。这种意义上的汉学与宋学，始终处于与政治权力的或近或远、或迎或拒的交涉当中，乃至以官学的或非官学的身份出现。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明代科举与官学之弊，认为：

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

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14]^680、746

指出由于科举功利的诱惑和官学的推行导致了经学的荒废，对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朱鹤龄《寄徐太史健菴论经学书》云：

六经之学，汉兴之，唐衍之，宋大明之，至今日而衰。其兴也，以不专一说而兴；其衰也，以固守一说而衰。……盖自帖义混殽，经术芜没，狂瞽相师，茫昧白首，疑既无之，信于何有？此则固守一说者为之阂也。夫宋儒诠理，诚得不传之学，若夫笺解名物、训诂事类，必以近古者为得其真。今也专奉四大儒为祖祢，而孔毛马郑十数公尽举而祧毁之，何怪乎通经致用者之世罕其人乎！即曰束于功令，然制科之与古学，不妨分为二途。[15]^487-490

钱大昕《臧玉林经义杂识序》亦云：

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传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国朝通儒，若顾亭林、陈见桃、阎百诗、惠天牧诸先生，始笃志古学，研覃经训，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16]³⁷⁵

官方以经义取士所导致的一个消极后果，是对知识与真理的垄断以及对学术与思想自由的禁锢。朱、钱二人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科举取士和官学的推行造成了学界“固守一说”“敷衍传会”的不良现象，而这正是导致经学荒废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所反对的正是这种由于官方的专制与垄断而异化了的“宋学”，而提倡一种自由的、正常的、不被官方所控制的学术，即“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的“古学”。正如傅斯年所说：“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承之宋学。”[17]¹⁶⁶前者是异化了的、丧失了怀疑精神和实证精神的“宋学”，而后者是非异化的、保持了怀疑精神和实证精神的“宋学”（这个意义上的“宋学”实与清人所提倡的“古学”或“汉学”相近）。这是汉学与宋学的第三种含义。

总之，清代学者所谓的汉学与宋学，兼具三种含义：一种是历史的汉学与宋学，即学术史或经学史意义上的汉代学术与宋代学术；一种是范式的汉学与宋学，即分别作为不同的学术范式、具有不同学术立场与研究特色的汉学与宋学；一种是政治的汉学与宋学，即分别作为非官学和官学、与政治权力保持某种或迎或拒的特殊关系的汉学与宋学。实际上，对汉学与宋学的这种概括与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概念或理论的层次上进行的，在实际的研究中则未必有此刻意的、明确的区分。特别是对于清初学者而言，他们在治学中往往以“求是”为准则，不分汉宋，兼采众长。钱穆先生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18]¹顾炎武等人提倡通经复古，其所谓“经学即理学”[19]²²⁷，所遵循的内在逻辑仍在“什么是理学”这一问题上，仍然是接续宋学的问题而来。在他们看来，自宋明以至今日，延续了几百年的宋学已逐渐走向异化，逐渐变质成为一种异化了的宋学，为了摆脱学术研究的异化状态，他们开辟出通经复古的道路，通过文字、音韵、训诂求取义理之真，从而引导学术研究走出异化、走向正常化。因此，所谓古学或汉学，一开始就是为了挽救宋学于异化、为了调整宋学之走向而被提出的。

换一个角度来讲，即使承认清代学术的主流走向是一个由宋学到汉学的过程，清代初期也正处于由宋学向汉学转型的过渡期，汉宋兼采正是学术转型期的一个典型特点。因为假如我们承认汉宋之别是由于清儒特别是乾嘉考据学者争立门户与宗派意识的产物，那么汉宋兼采恰恰是清初门户未成、宗派未分之时学者所持有的一种研究态度。“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11]³⁰⁵学术研究中新的范式尚未形成，旧的范式尚未隐退，故惟是而求，不分汉宋。等到乾嘉之时，随着考据学的发展与成熟，新的学术范式得以建立，同时门户和宗派也逐渐形成，于是汉、宋之别的问题凸现出来。这种汉学与宋学的对峙，“推其原始，实由于清代考据学者立意自别于宋、明儒，以争取在整个儒学史上的正统地位”[20]²⁹²。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三、汉宋消长与《诗序》研究

清代初期的《诗序》研究就是在这一学术范式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经学研究中的汉宋兼采同样体现在《诗序》的研究上——对《诗序》的解经立场与阐释原则的肯定与研究者所采取的汉学立场与取向有关，而对《诗序》解经过程中的舛错失误之处的批评与否定，则与他们所沿用的宋学视角与方法也不是完全没有关联。进一步来讲，则表现为既重视《诗序》，又重视与之相对的《集传》，因而在诗旨的解释上或采用《诗序》的说法，或采用《集传》的说法，择其善者而从之。当然，汉宋兼采不只是对这一时期《诗序》研究整体特点的一个概括性说法，而且在具体的层面上也有其更为丰富、复杂的涵义和表现。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以从横向的类型特点和纵向的历史过程两个角度来理解。《诗序》研究中的汉宋兼采，从横向的类型特点来讲，表现为既有时代意义上的汉宋兼采，也有个人意义上的汉宋兼采。前者是说清初的《诗序》研究中，有的学者尝试采用汉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同时也有学者仍然在原有的宋学范式下进行研究，因而就这个时代或这个阶段而言表现出汉宋兼采的特征。后者是说某些学者本身就持汉宋兼采的态度，并将这种态度贯彻于他们各自的《诗序》研究中。从纵向的历史过程来讲，则表现为《诗序》解经地位的持续上升以及《集传》解经地位的相对下降的消长关系。也就是说，《诗序》研究中的汉宋兼采，不是一幅静止的画面，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的最终走向或趋势，就是打破自身当前的状态，从学术转型期的汉宋兼采走向新范式建立以后的以汉为主甚至唯汉是从，当然这就已经走出本历史阶段的范围，而进入乾嘉考据的阶段了。

由于这种纵向的历史过程中汉学范式的逐步建立和《诗序》地位的不断提升，同时由于清代学者对汉学与宋学这两个概念及其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使用，使这一时期的学者在解经立场与阐释原则的取舍上，以及在思想专制下的话语选择上都与以往不同，而有了新的变化，成为这一时期《诗序》研究的内在趋势和动态特征。

首先是确立一种求古义的解经立场。这种求古的立场，与学者对历史的汉学与宋学的理解和态度有关。在他们看来，汉学、宋学出现的历史时间有先后，其学术成就各有所得，但是至少从单纯的历史时间上而言，汉学更接近《五经》所反映和记载的历史时代，也更接近孔子编订《五经》的时代，因而在经义的解释上具有先天的相对优势。顾炎武提倡通经复古，在他的“治经复汉”主张的倡导下，“康熙初叶以后，治经‘信古’而‘求是’，遂成一时学术界共识”[21]⁶⁵。在这种共识中，由于《诗序》在时代上最为近古，自然容易受到学者重视。朱鹤龄说：

昔夫子删定六经，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诗序》出于子夏之徒，大小毛公亦秦汉间人，训诂视他经最古。[22]³²⁸

陈启源说：

先儒释经，惟求合古。……合于古所以合于经也。……源也惑之，窃不自揆，欲三五众说，寻流溯源，推求古经本旨，而挽其弊。而诸经注疏，惟《毛诗序》最古，拟首从事焉。[22]333

毛奇龄也说：

今世所习三百篇《小序》虽系毛公，实则本诸子夏氏以立说也。……汉唐诸儒奉而守之，即间有异同，大抵不背于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23]⁶³¹

他们不但提出了“求古”“合古”“信古”的主张，还抬出孔子“信而好古”之语，为自己的求古主张寻求合法依据。随着这种求古立场的大力提倡及广泛传播而成为学术共识，不仅《诗序》在《诗》旨解释中的地位上升，以《诗序》为核心的整个汉学解《诗》系统特别是相关的治经方法与原则也逐渐回归。可以说，这种求古义的解经立场的提倡，为整个清代《诗序》研究中求古、复古的学术倾向奠定了坚固的基石。同时，清初学者在对“求古”与“求是”关系的处理上，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以至于形成了乾嘉时期所谓的“以信古为标帜”的吴派和“以求是为标帜”的皖派两种不同的治学风格[24]²⁶。

其次是提倡一种超文本的阐释原则。宋学范式下的《集传》解释《诗》旨往往提倡涵泳文本，从诗歌文辞的字面意思出发探求诗的本旨，所遵循的是文本内部的阐释原则。汉学范式下的《诗序》解释《诗》旨则强调知人论世，从诗歌所反映或所发生的时代背景与人物事件出发揭示诗歌义旨，所遵循的是文本外部的阐释原则。清初《诗序》研究中，这种超文本的阐释原则被不断地提出和倡导，从而预示着《诗序》的再度回归。毛奇龄在《白鹭洲主客说诗》中引阎若璩语云：

凡以意逆志，须灼知其诗出于何世，传于何时，与所作者何如（按：阎原作“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若止就诗字诗句髣髴想象，便凿然定为何诗，其为冤抑者不既多乎！[23]628

“以意逆志”出自《孟子·万章上》，为孟子所倡解诗之法。这一法则既可以被理解为以诗文之意迎取作者之志，也可以被理解为以读者之意迎取作者之志。前者是根据诗歌文辞所提供的信息，旁求别证；后者则是根据读者的体会与感悟，涵泳咀嚼。一外一内，路数迥别。因此毛奇龄引用阎若璩的话，提出要施行以意逆志之法，必须先明确诗歌的创作年代、时世背景与作者的相关信息，而不是像宋、明人那样，仅就诗歌的字面意思，凭借自己的感触与想象去解诗。毛、阎所提倡的就是这种超出文本之外、知其人论其世的解《诗》原则。乾隆时期的学者姜炳璋提出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他说：

朱子顺文立义，大抵以诗人之意为是诗之旨；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则以编诗之意为一篇之要。[25]⁶

姜氏所谓“诗人之意”，相当于上面所说的“作者之志”；而所谓“顺文立义”，正是一种立足于文本内部的阐释原则。姜氏以为《诗序》乃国史所作，“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则是一种超出文本之外的阐释原则，只不过与上面注重诗的时世背景与人物事件等历史层面的内容不同，这里所强调的是诗的有关王政废兴、教化得失等价值层面的内容。不管是历史层面的内容，还是价值层面的内容，都是在超文本的阐释原则下被提倡的，指向的是超出文本表层的更为深远的历史之“真”和价值之“善”。

再次是争取一种反专制的话语自由。清代学者所谓的宋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明代乃至清代的官学，前面已经提到。官学的推行造成学术话语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由此带来政治权力对知识话语与思想话语的专制与垄断，与之相对的则是知识阶层在学术研究领域争取话语自由的反专制运动。“他们（按：指清代学者）大抵反对抬出一个说法来衡量一切或裁制一切。换言之，他们反对思想上的专尊，或说人生理论上之独断。他们大抵主张解放，同情被压迫者。”[26]⁴这种反专制的主张在《诗序》研究上表现尤为明显，其矛头则往往指向与《诗序》对立的、作为官学的《集传》。朱鹤龄说：

说者谓考亭《集传》颁诸功令，学者不敢异同。然考亭尝为《白鹿洞赋》，中云：“广青衿之疑问，乐菁我之长育”，仍不用己说。门人问之，曰：《序》说自不可废。然则考亭之意，亦岂欲学者株守一家，而尽屏除汉唐以来诸儒之笺传。如今之人安于固陋荒忽者哉！[22]329、330

对《集传》本身和株守《集传》两者进行了区分，并批评由于《集传》作为官学的推行而带来的学术与思想上的专制现象，主张科举与学术分途。范家相说：

朱子晚年深悔《集传》之行，思欲改正而无及，其裔孙鑑有《诗传遗集》一书，序之甚明。乃诸君子必执以为不易之定本，其《四书注》与《集传》及《诗序驳说》不同之处，悉讳而不道，惟翻驳《序》义，更甚于朱子，则门户之见存于中而不化，乌能禁后人之弗攻哉！[27]⁶¹⁵

这里所批评的重点是由于坚持门户之见而株守《集传》一家之说的现象，但这种株守一家之说同样是一种学术与思想上的专制，并且随着《集传》的颁诸功令而愈来愈甚。清初学者的反对思想专制、争取话语自由的运动，到了清朝中叶的乾嘉时期仍然在持续进行着。赵翼《陔余丛考》卷二《诗序》条谓：

盖朱子注诗，亦只是另成一家言，如欧阳公说《春秋》，苏氏说《易》，王氏《经义字说》之类。宋人注疏，往往如此，其意原非欲尽废诸家之说，而独伸己见以为万世之准也。及后代尊朱子太过，至颁之学官，专以取士，士之守其说者，遂若圣经贤传之不可违。而其中实有未安者，博学之士，遂群起而伺间抵隙，正以其书为家弦户诵，则一经批驳，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诗注不入令甲取士，亦只如欧阳说《春秋》、苏氏说《易》之类，不过备诸家中之一说，谁复从而诋諆乎？[28]²⁸

本来《集传》的出现，是为了打破在诗旨解释上《诗序》的专制与独尊状态，令成一家之说以供相互参证比较；随着政治权力的干涉及门户意识的参与，反而成为另外一种诗旨解释的专制与独尊，其结果是造成学界株守藩篱、因循袭旧之风的流行，以及知识阶层自身知识与真理话语的逐渐丧失。为了挽救《诗》学研究之弊，为了争取学术研究自由、重建知识与真理话语，《诗序》就成为对抗《集传》、反对专制的最佳的思想与理论的武器。当然，《诗序》的被提倡及其地位的上升，不仅仅在于它是反抗专制的手段和工具，还在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与思想价值。《诗序》的被提倡，从其初衷上来看也不是为了推倒一个权威而树立另外一个权威，而是为了“求是”，是为了还原《诗经》本义特别是圣人编诗之意。

四、结语

清代初期的《诗序》研究以宋、元、明以来的《诗序》尊废之争为历史与逻辑起点，以清初学术研究由宋学范式向汉学范式的转型为学术与思想平台，体现出儒家诗学研究与经学研究、诗学思想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在清初学术转型的背景下，这种关联性一方面表现为《诗序》研究中的汉学与宋学兼采的整体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诗序》研究中汉学与宋学消长的动态过程。在清初的学术语境中，历史的、范式的、政治的汉学与宋学并存，而学者对汉学与宋学的态度倾向与判断取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在面对《诗序》时所持的经学立场、所遵循的阐释原则及思想专制下的话语选择。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清初学者在一种怀疑精神和客观实证精神的支撑下对《诗序》及《诗序》之争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在此过程中，《诗序》身上的神秘光环被一层层地剥离，逐渐被当成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推向经史考据的深处。《诗序》本身所含的史事阐释等知识层面的内容得到极大程度的重视，而其中的美刺讽谏等价值层面的内容则未得到相应的提倡和进一步研究，从而预示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稍后的乾嘉《诗序》研究中知识与价值的分离。这种知识与价值的分离，是清代《诗序》研究在整个《诗序》研究史上的独特特征与重要贡献，同时也是其不可避免的代价。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清初学者提倡通经复古，“求古”的主张与解经立场的确立，实际上是将历史视为一种不同于思辨哲学的真理源泉而进行研究。不管他们自身早已预见与否，他们所带来的将是以一场以历史阐释代替哲学阐释、以学术话语挑战官方话语的学术与思想运动。他们标榜求古、提倡汉学，其对《诗序》的肯定，就是对《诗序》的论世知人式的历史阐释方式的肯定，同时也是以某种方式表达着对《诗序》的精神与价值内涵，特别是“言志”主张所强调的诗人话语权力、“诗教”思想所提倡的教化天下、匡正人君的理想，以及“美刺”观念所蕴涵的道义原则和抗议精神的肯定。只不过这种表达的方式是如此的隐晦曲折，以至于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都显得如此的抑而不扬、暗而不彰。个中缘由，到底是科学研究的客观精神压抑了人文关怀，还是由于外部政治权力对真理与道德造成的双重扼杀，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