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鲍莫尔认为，表演艺术是以劳动力服务为目的和手段的行业，无法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益处，而劳动力的支出成本不断地提高，表演艺术行业最终导致成本支出远高于收入，面临成本困境。要缓解成本疾病的困扰，就要转变表演艺术院团的事业性质，面向市场化经营。还要加强内部经营管理，控制成本不断上升的势头。同时还要转变思维，充分利用传媒技术，延伸价值链，更新商业模式，多途径增加收入。根据市场需求，制定灵活的价格策略。针对市场的萎靡状态，增加消费者的收入，提升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能力。还要改革政府的资助方式，采用灵活方式，激发表演艺术院团的活力。

［关键词］鲍莫尔；文化消；表演艺术行业；成本疾病

文化产业以高科技为载体，以创意为核心，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的特点，是绿色的、可持续的产业。与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相比，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要快得多。然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劳动密集型的非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极有可能导致成本居高不下，从而拖累整个文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从而使得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陷入泥潭之中。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WilliamJ.Baumol)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和鲍温( William G.Bowen)出版了《表演艺术:经济学的困境》( Performing Arts，the Economic Dilemma: a Study of Problems Common to Theater，Opera，Music，and Dance)。他们在书中探讨了劳动密集型的表演艺术的成本不断上升问题，研究了文化经济的特殊规律，揭开了文化经济的神秘面纱。1967年，鲍莫尔又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城市危机解析》(“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中建立了模型。鲍莫尔认为，表演艺术面临着成本疾病。这种成本疾病会拖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增速，甚至使社会陷入停滞状态。 这篇论文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不少中国学者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鲍莫尔的这种论说。但是，对于如何治愈 这种成本疾病，从而避免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经济陷入困 境之中，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束手无策。本文试图阐述鲍 莫尔的这种成本疾病假说，并为预防、减轻和缓解这种疾 病提出可能性解决路径。

一、表演艺术中的成本疾病分析

(一)成本疾病的概念内涵

鲍莫尔在《表演艺术:经济学的困境》中运用详实的数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了美国和英国的表演行业 的收入、成本支出、GDP增长、消费者价格指数、捐赠、收入差等数据，分析了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又进一步在论 文《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城市危机解析》中采取宏观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得出了结论:表演艺术、休闲业等以劳动力服务为目的和手段行业，无法享受 创新、资本积累、规模经济等技术进步带来的益处，而劳 动力的支出成本受到其他行业竞争性工资的影响不断提 高，这些行业的实际成本将会不断地累积和增加，最终导 致成本支出远高于收入，收入差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成本 疾病的发生。如果不采取政府资助或私人捐赠的方式弥 补这种收入差距，这些行业将会逐渐萎缩，直至消失。

鲍莫尔的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如下的几个假设前提之下的。首先，按照技术进步影响的大小，将整个的社会经济部门划分为两类:技术进步型活动和技术不变型活动。鲍莫尔认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劳动在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有些情况下，劳动主要是工具性的，是实现最终产品的偶然性要素。而在其他的努力领域中，对其实践目的来说，劳动自身就是最终产品。”对于前者来说，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是最终产品，劳动只不过是完成最终产品的手段而已。如果技术进步能快速地缩短工时，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成本就会急剧下降。对于后者来说，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本身。表演艺术、教育和其他服务业等都可以归入这个类型。受到物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每名劳动者在既定的时间内能够服务的消费者数量是有限制的，演出场所的座位以及教室内的学生座位是有限度的。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都不能将3个小时的戏剧演出压缩为1个小时。服务时间的压缩，将会极大地影响消费者得到的服务质量和效果。

鉴于艺术家们的酬劳在表演艺术的成本中所占据的比重极大，鲍莫尔提出的第二个假设条件就是，除劳动力成本之外，其他成本开支都被忽略。他把劳动力成本视为决定表演艺术的唯一成本要素。当然，除了劳动力成本之外，演出的彩排、演员的服装和化妆、舞台的布置、演出场所的租赁、巡演的交通费用、广告等形成的其他开支，对于表演艺术而言，属于不可忽略的重要成本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这些成本开支受到生产率水平提高的影响程度不同，有的可能逐渐下降，有的可能逐渐上升，有的可能保持不变，所以，为了减少分析研究的繁琐，鲍莫尔将之忽略不计。将如此重要的成本束之高阁，置若罔闻，这让鲍莫尔的成本病分析饱受质疑。

鲍莫尔的第三个假设就是，技术进步部门的劳动者和技术不变部门的劳动者工资能同时变化。鲍莫尔认为，各个行业之间没有门槛，技术壁垒不存在，劳动者可以在不同的行业之间任意进行流动，某个行业的工资变化会迅速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工资变化。从长期的角度来说，不同行业的技术壁垒趋于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趋于均衡。但是，从短期的角度来说，技术壁垒还是相当高的。对于表演艺术而言，要想成为演技娴熟的专业人员，必须要耗费十余年的基本技能训练和专业知识积淀。仅凭一腔热情，或者临阵磨枪，很难在这个行业有所作为。其他收入高的专业技术行业，莫不如此。行业工资的高低，与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也与人才供给的数量密切相关。社会需求数量大，人才供给短缺，行业工资自然就会水涨船高;社会需求数量小，人才供给富裕，行业工资就会被压低。由于表演行业的演员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培养的时间周期很长，人才的供给对于社会需求的反应往往具有滞后性。表演行业的工资变动与其他行业的 工资变动并非同步，而是往往滞后。

鲍莫尔的第四个假设是，技术进步部门的技术进步引发了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企业的利润，企业工人的工资会及时得到提高，抵消这部分利润。鲍莫尔认为，工会具有强大的谈判能力。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后，工会将会与资方谈判，要求提高工资，将这部分超额利润抵消掉。而实际上，工会的工资协商能力并没有鲍莫尔所想象的那么强大。技术提升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大部分归入资方的囊中，工人只能分得一杯羹。而且，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后，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工人的工资才能提高，这里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

鲍莫尔认为，由于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提高了那些非技术进步部门的劳动力成本以及相应的总成本，而且这种成本会积累性、无限度地提高，而这将最终会导致对非技术进步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减少。这种非技术进步行业将会蜕化为小众化的奢侈品行业，或者是退出江湖，直至消失。表演行业正是这样的行业，饱受成本疾病的困扰。

(二)技术进步无法惠及表演艺术

某个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发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企业成本，让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而激烈的市场竞争总是会导致新的技术发明扩散，其他企业纷纷采用新的技术。尽管所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会因此下降，但是整个社会因技术发明而受益匪浅。然而，表演艺术行业无法享受这种社会进步带来的益处。尽管社会的技术进步能改善舞台灯光的效果，提高舞台场景置换的方法，便捷的交通能加快演员们在各地巡演的速度，但是技术进步无法改变表演本身。如前面所说，与制造行业不同，表演艺术作为一种服务行业，自身的劳动就是目的，而不是生产商品的手段。无论是乐器演奏还是角色表演，如今的表演方式与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诞生时相比，现在纽约百老汇乐团对此曲演奏所耗费的时间长度、乐团的组成人数以及乐团所使用的乐器种类等，都没有多少变化。

在资本密集的行业中，资本积累能降低设备的成本，从而提高生产率。而在表演行业中，尽管乐器、服装、道具、化妆等要消耗一定的成本，但是资本性的设备，在整个演出成本中，并没有占据半壁江山，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演出行业来说，资本的积累对于每场演出的成本降低以及相应的产出提高，影响有限;资本的积累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影响，微乎其微。对于表演艺术而言，演出场所的空间是有限的，能够承担平均总成本的座位是固定的，不能无限扩大。即使采用了扩音设备，观众的席位也只能有限制地增加。这就决定了在演出场所观众座位固定的情况下，无论是固 定成本的上升还是可变成本的上升，只能带来每个座位所承担的平均总成本的上升。

表面上看，电影行业与演出行业类似，都是以演员的表演来服务于观众。与演出行业不同的是，尽管拍摄电影的固定成本宛若天文数字，发行电影的拷贝成本不菲，然而，从理论上说，每增加一场电影放映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这样一来，观众的席位可以无限地扩大，每个座位承担的边际成本无限地变小，每张电影票的收入几乎都成了边际收益。电影行业呈现出了文化产业领域中的边际收益递增现象。

鲍莫尔研究发现，技术上的创新以及相应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对演出行业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上述提高的相关成本要素都会因为社会的技术进步而发生轻微的变化，从而影响其生产效率，但可以肯定的是，演出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无法与社会的整体经济保持同样的速度前进，演出行业的增长速度慢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受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社会的一般生产率提高越快，表演艺术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差距反而会越来越大。

二、成本疾病理论引发的争议

鲍莫尔的关于成本疾病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界的轰动，自他的著作和论文出版发表后，赞扬声和批评声就此起彼伏———赞同者寻找更多的实例，运用更加严谨的模型加以论证;反对者则质疑他的假设前提，论证方法，并竭力推翻他的观点。反对鲍莫尔者提出了不少驳斥之词。

(一)鲍莫尔的宏观研究忽略了实际收入增加对消费总量的影响

林奇和雷德曼就认为:“对于非技术进步部门而言， 与价格有关的需求弹性的绝对值小于收入弹性的绝对值，或者说，收入的效果更不利时，他们才会逐渐消失。”鲍莫尔从事的是宏观视角研究，涉及到的时间足够长，实际收入的变化应该纳入他考虑的范围。然而，在他的模型中，实际收入增加所引发的消费需求增加因素没有被视为考量因素。成本上升引发实际价格上升，需求下降;消费者实际收入上升，需求提高。如果价格提高引发的需求减少量小于收入引发的需求增加量，收入增加带来的影响更为积极，那么整个的社会需求会增加;如果反之，价格提高引发的需求减少量更大，收入增加带来的影响更小时，则可能会让生产逐渐消失。当然，艺术作为更高的一种社会需求，收入提高引发的消费量增加比价格提高引发的消费量减少更多，因而不会消失。艺术品的消费还与社会阶层的收入与支出密切相关。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更加均衡，社会普遍富裕，那么作为奢侈品的艺术就会变为必需品，艺术品因价格上升而引发的需求弹性将会降低。价格上升所带来的需求量减少不大，那么， 整个社会的艺术消费是增加的。

(二)鲍莫尔的研究依然是生产本位的，而非以消费者消费为本位的

鲍莫尔以传统的投入和产出之比进行考虑，认为相对于技术进步部门，非技术进步部门的投入越来越大，产出保持不变，相对的生产率下降。卡洛琳·肖·贝尔认为，应该从消费的角度进行考虑生产率，也就是劳动的投入与消费者使用满足之比。从生产率的角度而言，电影或电视没有任何成本优势。电影和电视的投入巨大，技术进步并没有缩短其产出的时间。也就是说，摄像技术、演出技术、后期制作技术的提高和进步，并没有使得单个电影或电视剧的制作成本有明显下降，而演员的劳务费及其它制作成本高居不下。与戏剧等表演艺术相比，电影或电视同样面临着成本的顽疾。然而，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如果技术改善导致了消费者的投入更少，使用满足不变或者投入不变，而消费者满足更大，那么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就是非常明显的。在艺术消费的过程中，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即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电影和电视的崛起让表演艺术面临灭顶之灾，原因就在于，消费者得到的娱乐体验效果相差不多，但是，由于电影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任意扩大演出的座位数量，拉低票价，而电视则可让消费者的投入更少，因而，电影和电视的消费率更大。

(三)工资水平的扩散会导致非技术进步部门的工资不变或者下降

鲍莫尔的假设是，技术进步导致了技术进步部门工人的工资提高，由于工资的市场竞争机制，这种工资水平 会影响到非技术进步部门工人的工资。非技术进步部门的用人成本高居不下，产生成本危机。伯奇和克雷默认为，工资水平的变化会引起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因而，非技术部门的工人工资不会同步提高。鲍莫尔划分了技术进步部门和非技术进步部门，这两个部门的工资能相互影响，就业数量也能进行流动。技术进步部门采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工人工资，但同时也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关系。技术进步导致了生产制造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萎缩，大量工人被裁减。尽管表演行业有着很高的专业壁垒，但是从长期看，如果作为非技术进步部门的表演行业提高了工资，那么势必会导致相应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力在技术进步部门和非技术进步部门的比例会发生变化，而这又拉低了工资上涨的幅度。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技术进步最终导致了服务业的就业人口逐渐增多，规模逐渐扩大，而工资水平并没有显著上升。

在这些反对、质疑的声音之外，更多的学者则是验证了鲍莫尔这种学说的正确性。但令人遗憾的是，支持鲍莫尔成本疾病学说的学者，要么仅仅是用新的数据证明这个假说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度，要么是进一步深入，将服务行业分为生产性的服务行业和非生产性的服务行业，提出生产性的服行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对于非生产性的服务行业，包括表演艺术行业，如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不是蜻蜓点水，就是避而不谈。

中国学者程大中基于中国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与 鲍莫尔基于美国的数据得到的结论惊人相似: 相对于工业，中国整体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 这导致了就业份额增加;服务需求缺乏价格弹性，价格不断上涨。而且，程大中指出，服务业中的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 业等的成本疾病问题与其他服务行业无异。靖学青警告，应该“警惕和防治服务部门的成本病是当务之急，途径主要是促进市场竞争，增加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以遏制服务价格过快上涨。” 赵阳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研究》中提出，成本疾 病是制约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将中国演出艺术领域的每场演出成本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相 比较，发现绝大多数的演出成本上升高于价格指数。大量的研究表明，鲍莫尔所说的成本疾病不仅存在于普通 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在表演艺术行业中同样广泛存在。统计数据显示，自2001年来，中国艺术表演团体的经费自给率基本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32．6%逐年下降到2015年20．3%，对于财政拨款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基本失去了“造血”功能。艺术表演团体每场演出的平均总支出呈现逐年升高趋势，年均上涨为14.82%，略快于2001年至2014年GDP年均增速14.62%，高于同期居民消费支出12.19%。成本疾病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严重到如何预防和控制的问题。

三、破解成本疾病的路径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表演艺术行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困境。这既与表演艺术中固有的成本不断上升有关，也与中国表演艺术院团的事业单位顽疾、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和市场需求萎靡有关。如果听之任之，表演艺术将会逐渐消亡，进而言之，则可能会拖累整个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危机整个社会前进的步伐。

(一)适度控制表演行业平均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中国表演艺术院团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原来的事业单位性质导致了其机构臃肿，资源浪费严重，分配上平均主义和论资排辈现象严重。要激发表演艺术院团的活力，首先就要将表演艺术院团由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单位，清除事业单位的顽疾，为解决成本疾病难题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一般国有文 艺院团要加快转企改制，进行公司制和股份制的改造，完 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符合文化企业特点的、符合现代企 业制度要求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2012到2013年，大批的国有表演院团根据其自身状况被转制、整合、撤销、划转或保留。表演艺术院团被推向了市场。面 对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表演艺术院团必须进行内部成 本控制，实施绩效改革，才能激发院团的应有活力。

首先，要增加演出数量，适当降低平均固定成本费用。

表演行业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管理费用、彩排成本和舞台租赁成本构成了其固定支出。在某一个范围内，表演行业与其他行业相似，也遵循着规模经济的规律，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固定成本被平均分配到每场演出之中。也就是说，如果演出机构能多进行演出，那么就能降低成本。在大城市，潜在的观众数量众多，每一种演出都可以重复多次，每场演出的平均固定成本就很小。所以，那些扎根大城市的演出机构，相对于中小城市的演出机构而言，就有着天然的降低固定成本的优势。延长演出季时间，增加巡回演出场次，灵活增加社区小规模演出数量等，都可以有效地降低平均固定成本费用。当然，当企业的规模超过某个限度之后，固定成本就会急剧上升，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其次，将艺术家们的个人酬金与表演收入密切挂钩。

劳务支出属于成本开支中的可变成本。在各种演出机构中，虽然艺术家们的劳务支出费用占据的比例大小不一，但显然都是举足轻重的。在百老汇的剧院中，表演艺术家们的劳务费占了30%，剧作家的版税为9%，两者相加，大约占了四成。在歌剧剧团中，演员们的薪水高达41%。在美国主要的管弦乐团中，音乐家们的表演支出为64%，已经接近三分之二。2015年，中国艺术表演院团的营业成本为37亿9906. 8万元，营业外支出为4亿7099. 2万元。其中工资、各种职工福利为总计为16亿6665. 5万元，艺术家们的工资和劳务费用占总开支的39. 03%。

社会中的技术进步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也让普遍加入工会的艺术家们有了与演出机构争取工资提高的谈判筹码。尽管相对于整个社会艺术家们的工资提高速度略微偏低，但由于艺术家们的劳务支出在整个演出行业支出中比例偏大，每次工资增加的要求都让演出行业的投资方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拒绝艺术家们的合理要求，显然会造成艺术人才的流失;而满足艺术家们的涨薪愿望，又会让演出机构的财务赤字雪上加霜。

按照演出的收入进行绩效分配，是演员分配的可行方案之一。中国国有演出团体的分配机制僵化，平均主义倾向严重，演出人员的收入普遍采取按照职称和级别而定，与个人的演出贡献程度关系微弱。这导致了“演多演少一个样”，“演好演坏一个样”，极大挫伤了参与演出人员的积极性。在推动演出团体的改革中，应该明确界 定演出收益人群的范围，实行项目化管理，按照项目的整个收益，对于不同参与人员的收入进行差别化对待，严格 进行绩效考核。对于那些普通的演出辅助人员，宜实行按劳分配;而对于那些贡献巨大的编剧、编舞、导演、指挥、主要演员等，则宜模拟知识产权的收益分配方法，根据演出收益的贡献程度，按照比例分配。这样，才能极大地激励演出参与人员，也能让剧团的收益与演职人员的收入挂钩，上下浮动，有效缓解成本疾病问题。

(二)延伸表演艺术价值链，更新商业模式，用多种方式来增加收入

表演艺术产业属于传统的文化产业，票房收入占据其主要收入。单一的收入渠道，多元的成本开支，让整个表演艺术产业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而现代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价值链。价值链的概念最早是美国的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中使用的。他认为，由企业内部以及外部诸多相互联系的活动所形成的价值传递链接方式，直接决定了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否获得优势。就表演艺术产业而言，创意、置景、服装、道具、灯光、乐器、表演、剧场、票务、广告、演出经纪、衍生产品等构成了整个产业价值链。在传统的演出艺术产业中，除了销售门票和辅助性的营业获得收入外，其他的产业价值链环节均为成本支出。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进程的加快，表演艺术产业面临着千载难逢的转型机遇，商业模式亟需变化，以往属于成本开支的价值链环节，完全可能变为新兴的收益渠道。演出院团可以采取新的商业模式，在产业价值网中选择有效位置，采取轻资产模式，保留创意和表演核心团队，剥离辅助性等业务，采取外包或购买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与其利益攸关公司密切合作，满足文化消费者需求，获得利润。

转型后的演出院团可以采取舞台模式、渔网模式、涟漪模式、诱饵模式和眼球模式等商业模式类型。舞台模式指的是院团利用自有的演出场所，为自身以及其他院团提供施展活动的舞台，利用闲置舞台，变为人才培养基地、乐器体验场馆，增加自身收益。渔网模式则是采取网络化思维，组织演出院线联盟，将分散在不同地域的演出组织融合成一个关系密切的价值网络，不同的演出团体可以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安排档期，打破演出地域的限制。涟漪模式则是注重放大单个成功产品的价值链，不断开发其衍生产品，从不同的文化产品形式中获得层层利润。成功的舞台演出剧目可以改编为为电影和电视剧，优秀的剧本可以改编为小说。歌剧、交响乐和传统戏曲演出剧团等除了可以发行CD、VCD、DVD之外，可以借助于发展迅猛的互联网，变为内容提供商，为门户网站、音乐网站、移动运营商等，提供增值性的数字资源，获得全新的收入渠道。眼球模式则为文化消费者免费或低价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尽量扩大影响，由第三方承担成本，从而获得收益的方法。大量的演出借助于电视台直播、互联网点播、手机视频，提高收视率、点击率和下载率，进而获得各种类型的广告。对于表演艺术产业而言，只有彻底转变思维，改变商业模式，在多窗口、多渠道、多链条中增加收入，才有可能缩小收入和成本开支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降低成本疾病造成的威胁。

(三)针对不同消费者需求，合理调整票价，降低消费支出成本

对于表演行业来说，缩小收入差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增加收入。在整个表演行业的收入结构中，票房收入占据了绝大部分。因此如果能调整票价，就有可能增加票房收入，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对价格的调整要做到合理、合情。演出可以根据场地位置，采取区别性的价格政策。对于不同的潜在消费者群体，演出机构可以采取差异化的价格策略。只要每场演出的总体票房收入能上涨，那么成本疾病就能得到有效缓解。这种策略，既能保障那些渴望欣赏艺术的穷人不会被拒之门外，符合非营利性机构的组织目标，也能扩大演出的外部效应，促进社会趋向于公平，还能通过最有效、最直接的票价来减少财务赤字。

这种票价调整策略之所以是可行的，在于表演艺术属于非必需品，对于不同的消费者群体而言，价格弹性不一。按照心理学家所说的需求层次理论，审美的需求高于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人只有满足了自己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之后，才能考虑审美的需求。消费者对于价格的反应敏感程度，与收入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高收入水平者，对于价格反应相对迟缓;低收入水平者，对于价格反应敏感。演出行业的观众，有相当一部分 是收入丰厚、职业稳定、教育水平高的精英阶层人士。除 此之外，没有收入的学生、低收入的艺术从业人员在观众 中也占据相当比例。价格变动是否能增加总收入，取决于票价变动后观众规模的变化情况。通过对学生和低收 入群体采取低票价政策，培养他们的表演艺术偏好，形成 稳定的消费群体，才能避免表演艺术日渐衰竭，从长期上 避免表演艺术成本疾病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四)增加收入，提高文化消费支出，降低消费支出成本

鲍莫尔等人通过大规模调查发现了表演艺术的观众基本特征。从总体上来看，美英的表演艺术观众，收入水平高、教育程度高、年纪轻、职业技术人士居多，属于典型的精英阶层。当然，未成年的学生也构成了相当不容忽视的观众群体。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休闲时间的延长、大众媒体的激烈竞争以及休闲方式的多样化，观众有逐渐流失的倾向。这对于表演艺术而言，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制约费者进行消费的原因非常复杂。人的消费动机是主观的，受到已经形成的社会体制、风俗习惯、技术水平、生活水平、个人偏好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和过去的经验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长期因素。在凯恩斯看来，这些主观因素对于短期的经济来说，都是既定的。凯恩斯还发现了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消费取决于收入，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这就是消费函数，也是消费倾向。他说:“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也就是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呈现 出逐渐下降之势。按照凯恩斯的这种说法，在短期的时间内，收入的增加量将会远大于消费的增加量。

然而，很多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他没有考虑到经济周期、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的区别，没有考虑到收入和消费之间的时间滞差。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了经济的长期数据发现:消费倾向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呈现递减现象，而是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比例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在于凯恩斯所假设的前提条件，都在发生缓慢的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消费品的结构在悄然发生变化，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也随之发生变化。消费者淘汰了低端的消费品，逐渐增加高档的消费品，消费在不断升级换代。中国的现实表明:“20年来，全国的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年均增长14.17%，人均值年增长13.40% ;城乡文化消费增长略微高于产值增长，略微高于城乡收入增长，较明显高于总消费增长，明显低于储蓄增长。”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消费总量快于经济的发展速度，文化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文化消费具有很高的收入弹性。 因此，要想缩小表演艺术的收入和支出之差，缓解成本疾病，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文化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文化消费支出。

同时，还要降低表演艺术消费者的消费成本。表演艺术的平均票价是电影票平均价格的数倍甚至十几倍，没有任何价格优势。从支出成本来说，除了支付购票费用之外，消费者还要支付交通费、婴儿看护费和外出餐饮费，这些间接费用支出与购票的直接费用几乎平分秋色;外出观看演出，让消费者的总支出费用变得十分高昂。演出行业在消费者的文化娱乐总开支中所占据的份额日渐萎缩。因此，合理选择表演场馆的位置，减少消费者出行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实惠的餐饮等服务，能有效地降低消费者的表演艺术消费成本，增加其综合消费收益。

(五)拨款与捐赠可有效缓解成本顽疾

表演艺术是以自身的审美属性体现人类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重要艺术形式，是教育国民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国家对于新生代进行文化传播、渗透的重要载体，是对外展示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形象的传播工具，是丰富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吸收就业人口的巨大容器，是带动周边其他产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鲍莫尔研究发现，如果放任自流，表演艺术巨大的收入差将会让表演艺术式微，成为少数社会上层人士的奢侈品，最终可能会消失。公众、公司和政府机构等有责任、义务通过捐赠和拨款的方式弥补收入差，让整个表演艺术业健康、稳定发展。在美国，公众、基金和公司的慈善捐款是弥补收入差的重要来源，政府的财政支持总额度不大，但也极为重要。

政府的支持对于表演艺术的作用不可替代。美国政府是典型的“小政府”，对于社会能够解决的事务不愿意利用行政力量过多介入。但是，在对待文化艺术的发展上，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在所有表演艺术的收入中微不足道，但其发挥了巨大的力量。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等三个不同层次的政府机构，对文化艺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予以支持。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拨款支持大型的文化项目建设，肯尼迪艺术中心等就是出自政府的大手笔。第二种方式是采取非直接注资的方式，采用免费相关设备和场馆的方式进行支持。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立法，鼓励个人和公司用捐赠的方式抵扣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抵扣的比例在不断提高，高收入阶层的人和大公司的捐赠热情不断高涨。第四种就是成立专门的艺术委员会，让艺术委员会协调各种活动，倾听公众关于文化艺术的声音，评估各种艺术活动的费用支出， 进行严格的艺术活动拨款，安排公益性的巡演。

与美国相比，中国政府对于包括表演在内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支持力度要大得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将表演院团由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力图激发其活力。同时，中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在投资、信贷、土地、税收、上市、债券发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对于文化事业， 国家改变单一的财政拨款支持方式，采用灵活多样的资金支持方式，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除了传统的财政拨款之外，对于海外文化交流、农村演出等，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对于优秀原创的项目，采取定向补贴和定向资助;对于表演艺术院团的贷款经营，则采用贴息贷款;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采取税收优惠减免，鼓励优秀的演出项目做大做强。2013年12月30日，国家艺术基金成立，2014年和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大约一半的项目和资金投向了舞台剧。2015年，中国的文化事业支出为682. 97亿元，同比增加了17. 1%。2015年，中国的人均文化事业费为49. 68元，同比增加了16. 5%。在2011－2015年的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文化事业开支为2669. 62亿元，在整个国家的总财政支出703076. 19亿元中占38%① 。数据显示，中国对于文化事业的财政支持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中，所占据的比重极大;增长速度也非常快，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其中，2015年，对于表演艺术团体的财政拨款为 96. 9712 亿元，同比增长14. 90%，对于艺术表演场馆的财政拨款为10. 2043亿元， 同比增长24. 94% 。2015年，对于表演艺术团体和场馆的财政拨款，仅占整个文化事业支出大约4%，也就是说， 相对于整个庞大的文化事业开支，用于表演艺术团体和场馆的比例极小，还有继续扩大的空间。当然，过高的财政支持力度也造成了表演艺术院团的财务自给率越来越低，依赖性越来越强。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个人捐赠构成了演出行业接受善款的主要渠道，美国的慈善捐款，大约九成来自于个人。而且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捐赠的金额倾向于增加。除了私人捐赠之外，公司和基金会等私人组织也在捐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年，美国《国内税收法典》( InternalRevenue Code)颁布，规定公司可以最多将纳税收入额度的5%用于慈善事业，在缴纳税收时可以进行相应的抵扣。这极大地激发了公司的捐赠热情。不少公司除了直接进行捐赠之外，还成立公司的基金会或捐赠委员会，使得公司的捐款更加稳定，处理更为专业。

基金会为表演艺术的捐赠也发挥了一臂之力。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大型的基金组织，为美国的艺术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大型的基金会运作缜密，对欲资助的项目充分评估，在重要的、大型的资助项目上大胆而不墨守成规。美国的林肯中心、国家文化中心都是福特基金会的大手笔之作。而那些资助创新性项目的种子基金会，专门给创兴性的活动提供丰富的成长土壤，让无数尚处萌芽之中的表演艺术创意项目从弱小的幼苗成长为参天的大树。

相比于美国，中国的个人、公司等的文化慈善捐款数量明显偏少。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慈善法》姗姗来迟，到2016年9月1日才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明确提出了进行慈善捐款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慈善组 织，依法享有税收优惠。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税收优惠 的幅度，其中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从激励的角度来 说，如果税收幅度过小，很可能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达 不到预想的效果。

由于很多公众或组织对于表演艺术需要捐款的程度了解不够，对于表演艺术的社会价值所知甚少，所以捐款并不多。表演艺术组织应该加大这方面的传播，扩大知晓度。此外，表演组织可以成立专门性的受捐机构，提高受捐的专业水准，委派专业人士从事相关的工作。

鲍莫尔揭示了以劳动力为主的表演艺术无法享受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而是饱受成本疾病的困扰。要缓解成本疾病，最重要的是要转变表演艺术院团的事业性质，将其彻底变为企业，面向市场化经营。最 直接的方式是加强内部经营管理，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成 本不断上升的势头。同时还要转变思维，充分利用传媒 技术，延伸价值链，更新商业模式，多途径增加收入。根 据市场需求，制定灵活的价格策略。针对市场的萎靡状态，增加消费者的收入，提升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能力。还 要改革政府的资助方式，采用灵活方式，激发表演艺术院团的活力。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能根除成本疾病本身，而 是可以减轻和控制其严重程度。

注释:

[1]Baumol，William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3).

[2]Lynch，L.K．，and E．L．Redman．“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Com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58．4)．

[3]Bell，CarolynShaw．“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Com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58．4)．

[4]Birch，Jack William，and C．A．Cramer．“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Comment．”TheAmericanEconomicＲe-view，1968(58．4).

[5]程大中: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经济研究》，2008 年第 1 期。

[6]靖学青: 《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鲍莫尔 － 富克斯假说的实证分析》，《经济管理》，2011 年第6期.

[7]赵阳: 《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5 年.

[8]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6》，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年版.

[9]［英］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10]王亚南主编: 《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 2016)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6》.